北京拆迁安置房共有人权益保卫战：确权争议的破解之道

引言：确权争议背后的利益博弈

在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当下，拆迁安置房作为补偿被拆迁人权益的重要载体，其产权归属问题日益成为社会焦点。当一套安置房登记在单一家庭成员名下，却涉及多位共有人的权益时，确权争议便如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引爆家庭矛盾甚至法律纠纷。本文将从法律实务角度，结合最新司法判例与政策规范，解析拆迁安置房共有人确权争议的解决路径。

案例分析：从“海淀区D号房案”看确权逻辑

案情回溯

2006年，北京市海淀区某户家庭因拆迁获得两套安置房(M号、D号)，拆迁协议明确列明被安置人口为吴某坤(户主)、吴某杰(子)、陈女士(儿媳)、高女士(孙女)共4人。2013年，吴某坤在未通知其他共有人情况下，将D号房产权登记至自己名下，并于2019年私自出售。陈女士与高女士遂提起诉讼，要求确认对该房屋享有共有权。

法院裁判要点

人口因素与权益转化：法院认定，陈女士与高女士作为被安置人口，其户籍登记与长期居住事实直接产生拆迁补偿利益，该利益通过产权置换转化为D号房的权益基础。

证据链的构建：原告提交的拆迁协议、户籍证明、居住使用证据及此前生效判决(确认居住权)形成完整证据链，证明其实际享有房屋权益。

法律适用：依据《民法典》第230条关于物权变动及第308条关于共有份额认定的规定，法院最终判决D号房由陈女士、高女士共同共有。

案例启示

此案揭示了拆迁安置房确权的核心逻辑：权益来源的合法性与证据的充分性。即便房屋登记在单一人名下，只要共有人能证明其基于人口因素、出资贡献或家庭协议等合法依据享有权益，法院将依法支持其确权请求。

法律框架：确权争议的解决路径

一、协商优先：低成本化解矛盾
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43条，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自治为原则。共有人可围绕房屋归属、份额分配等核心问题展开协商，达成书面协议并办理公证。例如，上海市崇明区《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安置面积认定办法》明确，安置面积可按户内人口结构分层计算，若共有人对份额无异议，可通过家庭协议固定权利边界。

二、诉讼确权：法律程序的刚性保障

当协商破裂时，共有人可依据《民事诉讼法》第122条向法院提起确权之诉，需提交以下关键证据：

拆迁安置协议：证明房屋来源及被安置人口范围;

出资凭证：如建房款支付记录、装修费用发票等;

户籍与居住证明：体现共有人与房屋的实际关联;

家庭内部约定：如分家协议、遗嘱等书面文件。

审理要点：

份额认定规则：有明确约定的按约定处理;无约定时，法院将综合考量人口因素、出资贡献、使用情况等。例如，崇明区办法规定，单人户安置面积不超过60平方米，二人户(同代)不超过80平方米，此类政策将作为份额分配的参考依据。

政策协助调查：若涉及拆迁政策认定，法院可依《行政诉讼法》第36条要求相关部门提供说明。如某案中，法院要求拆迁部门出具安置人口计算标准，最终纠正了原登记错误。

三、执行与救济：确权判决的落地保障

确权判决生效后，共有人可依据《民法典》第234条申请物权登记变更。若房屋已被转让，可依据《民法典》第311条主张买受人构成“恶意串通”，要求撤销买卖合同。例如，海淀区D号房案中，法院即以买受人赵某未实地勘察、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为由，认定其非善意第三人，判决合同无效。

政策趋势：确权规则的精细化演进

地方性规范的细化：如崇明区办法将安置面积与代际关系挂钩，明确农一代、农二代、农三代的分层计算标准，为份额认定提供量化依据。

电子证据的采纳：随着《电子签名法》的普及，微信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等电子数据在确权诉讼中的证明力显著提升。

诉前调解机制：多地法院推行“调解优先+司法确认”模式，通过非诉方式快速化解确权争议，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。

结语：确权争议的预防优于治理

拆迁安置房确权争议的本质，是利益分配规则的模糊性与人性博弈的冲突。共有人应在拆迁初期即通过书面协议明确权益边界，避免“先登记后争议”的被动局面。同时，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安置政策透明度，如公开安置面积计算标准、建立共有产权登记制度等，从源头减少纠纷发生。当争议不可避免时，法律程序的刚性保障与证据规则的精准适用，将成为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。